德國記者哈費爾德於一九一 一七年時認爲,歐洲特殊的自主空間表現在大學裡,尤其是在消費上,在他眼中「歐洲人希望個性化的,而非一體的運用經濟。美國人將之視爲奢侈的室內設計小細節〔…〕對歐洲人而言那是他生活的基礎。他和他所得到的東西大眾消費,他也想知道如何按照自己的品味去使用它。閥」對哈費爾德而言,歐洲自主空間較大的基本因素也在於大企業的權力有限,依他看來,在美國的大企業「因爲沒有國家、學校和教會早先帶入的利益競爭對象,並爲了實施有利可圖的法條而買票、賄賂公務員、販賣許可證、支付整個政黨運作來威脅選民。〔…〕歐洲的經濟領導企業,其影響範圍不斷受到新的限制,影響力很難高於政治家、法律代表以及工會團體,他們在面對長久以來無工業化基礎的舊文化上,尤其顯得無力。」法國政治學家席格福立德以另一種經濟意義著眼,認爲歐洲文化以其較大的個體自主空間優於美國:「有些偉大的物質進步在那裡〔美國〕只有做出犧牲才能達到,而且犧牲的是個人的某些優先權,這在舊世界卻正是他們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這種廣爲傳佈的舒適,每個工人都有他自己的房子、浴室和汽車,這都是以說來幾乎可悲的代價取得的。〔…〕那美國工業缺之不可的『福特化』,最後卻也使個人標準化了 。在新世界手工業被視爲過時的製造方式並無一席之地。然而隨之消失的是對人類特定的觀感,而這在我們的思想世界裡,這是和文化思想密不可分的。聞」對他而言,顯得陌生的美國自由式兒童教育也是制式化的一部份:「孩子永遠不會被反駁,他不會被指正而被帶回到他該站的位子上。〔…〕他根本不會被教壞了;歐洲人覺得這個教育卻導致令人驚訝而未預期的結果。他們〔美國人〕之後無礙地融入群體,群體的重要性被他們完全接受。閱」在瑞士作家瑞區納看來,歐洲自主空間是個普遍現象:「然而歐洲的特點正在於個人與整體之間的緊張程度。美國的緊張程度比我們來得小:在那邊,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就是他對整體的設計依附性;在我們這裡,所獲致的個人內在自由和個人的獨特性具有較高的地位。美國的齊頭式平等化發展過程,就是我們的歧異性發展過程之相對物。」一九一 一九年德國作家愛麗卡和克勞思,曼當他們因爲納政權而被迫從歐洲流亡出去之前,在歐洲的小村、小城裡看到較大的自由空間,而在美國發現到較多一致性:「人家告訴我們十遍了:眞正典型的,非常美國的是在中西部最偏遠的地方,『歐洲人沒有踏過的地方』,他們嘲諷地說。〔…〕那是如何的一個荒涼景色啊!在這寂靜當中是如何缺乏慰藉啊!貧乏而偏僻的歐洲村落有它的內在生活和韻律,以教堂爲中心有機地形成。

最後,歐洲內部在政治體系的對比法國和英國的民主政治,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權從未曾像在這個時期一樣尖銳,而且歐洲人也從未曾那樣對各自的政治體系深信不疑而狂熱。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的劇烈改變之後,一九五〇年代歐洲民主重新開始和確立,但相互矛盾的屏風隔間結構和精神品質有很大一部份仍留存下來。對當時的歐洲人而言,從一九四〇年代晚期開始出現的東西方對立,以新的方式抹除了歐洲的整體輪廓。 歐洲個人自由空間對抗美國從衆主義現在要進一步敘述的歐洲社會論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因爲上述的背景因素而有所改變。它並非陡然改變,戰前的主題和評價也未完全消失。戰前歐洲婦女較小的私人和公共自由空間、歐洲教育少以培養獨立性爲目標、歐洲社會鮮明的區隔、現代工作和經濟倫理的歐洲界空間受到歐洲以外的從眾主義的威脅、歐洲經濟和生活水準的衰返、歐洲人相處時的不公平等等。基本論調的決定性改變已經提到過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有關歐洲的論述明顯受到歐洲危機意識和歐洲處於美國強權之下的劣勢感所影響。在大部分論述參與者眼中,歐洲再也不只是像一九一四年前那樣是過時而需要改革的,而是有完全失去其特點,並受到異於歐洲的美國文明完全滲透的危險。這改變的新基調甚至導致某些重要論點的完全反轉,這和已經提過的知識份子的情況有關,因爲論述中心不再是美國社會自主空間和傳統歐洲社會聯繫的對比,而是在於歐洲個人自主空間相對於現代美國的或蘇聯的制式化。歐洲社會的捍衛者讚揚歐洲個人自主空間的優點,並抨擊外來而造成威脅的制式化。然而歐洲人對自主空間有非常不同的認識,並視情況而不同,他們認爲個人自主空間會因爲政治宣傳或心理分析、社會從眾壓力或是經由現代的大眾消費、強力介入的公眾教育或教會而受到威脅。美國社會對許多歐洲人而言,體現了這種個體受到威脅的例證。他們將對自己的未來會議桌發展的憂慮投射到美國模式上。一九二七年,對德國社會學家布靈克曼而言,美國社會不只缺乏「歐洲人的理性〔…〕就像這裡〔美國〕的生活一樣,在無可避免的內在狹隘和牽制當中,仍勇敢而愉悅地忍受在這其中不斷顯示受制的自我失敗,〔…〕維持社群內部一致變成有著鋼鐵般的必然性,個體在這其中變得不完整而且不重要,而且有一定程度的無我和樂於犧牲。

知識份子嘗試擁抱歐洲文化殘餘優勢的想法,使自己不隨著歐洲沈淪。知識份子受到雙重威脅:一方面,歐洲經濟衰返使他們的經濟情況惡化,因爲隨著經濟衰返,知識份子的辦公桌工作機會、購書和報紙訂閱率降低,許多知識份子被推到困難的景況裡。許多知識分子的政治獨立也同時受到威脅,部份比較是在道德上的,像是在政權之要流亡到其它歐洲國家還是離開歐洲?這種威脅和一九一四年前幾十年相比嚴重的多,也更措手不及而且影響深廣。歐洲知識分子的沒落也包括歐洲科學硏究品質的逐漸下降。在兩次大戰之間其徵象就已經很清楚了 ,諾貝爾獎越來越常被頒給美國的科學家;歐洲暢銷書排行榜以及文學書籍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作家的數量都增加了 。在德國,因爲驅逐和殺害重要科學家大幅加速科學硏究的沒落。在這危機時期的末期,也就是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歐洲科學家在國際地位中已經變成次級的了 。 緊接著就會討論到歐洲文明危機論述和歐洲階級社會發展有關。歐洲的階級社會形成彼此區隔然而也相互依賴的社會環境,分成中產階級、赤貧的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村貴族統治階級、農人,這是歐洲的特點,並且有其長遠的辦公椅根源。它的發展高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少在工業化歐洲國家當中,在這些社會階級之間的區隔,在生活方式、日常相互接觸當中的社會不平等、在價値觀以及在黨派和公民社會當中特別明顯。直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社會階級視各不同國家,出於不同因素而快慢有別地消失。歐洲自我認識危機終究不只和世界治權、經濟、價値觀、科學和歐洲知識分子地位沒落有關,因爲在這時期當代人士特別難以看出究竟是什麼造就「歐洲」爲一個整體。其他洲有著和歐洲不同的發展途徑,這對當代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重要的歐洲國家不只在外交政策,而是在他們的文化、經濟,以及家庭關係和許多人民的職業都和歐洲以外的社會相關連,如:英國和澳洲、印度、南非、羅德西亞;葡萄牙和黑色非洲以及巴西、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法國和北非以及中南半島、荷蘭和印尼。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反映出這種歐洲分歧:英國不再被當成歐洲的一部份,而北非則是法國的領域 。在歐洲自我認識危機期之中,個別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途徑有著最強烈的對比。工業化的歐洲內陸和維持農業社會的歐洲邊陲的對比,在兩次大戰之間以及大戰剛結束之初是最鮮明的,然而工業化歐洲國家之間在發展途徑的對比也特別明顯。

美國於一九五〇年在汽車、電話、收音機、冰箱的購買率遠遠超前,以現代消費指標來看也超過工業化的歐洲社會。歐洲人不只從電影或報紙得知歐洲在消費上的衰返,而是從他們個人的經驗,例如:移民者的書信內容、旅行經驗、一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救援物資,以及不只從前在佔領國,而是在所有同盟國當中的美國士兵家庭在歐洲的生活形態得知。因此歐洲人意識到這個衰返,這直到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才再度改善。生活水準明顯的衰返,對歐洲自我認識危機的影響,也許比歐洲世界治權的逐步喪失來的更長遠。對許多歐洲人而言,歐洲經濟蕭條和信心降低加深了他們對現代化的矛盾,在現代化和衰返之間四處可見的矛盾,以及對現代化產生負面的印象。一方面產生歐洲價値觀危機,另一方面影響歐洲改革的討論。 基本上歐洲自我認識危機也是歐洲價値觀危機,它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形成了 。在十九世紀被當成人類進步的中流砥柱,並且可結束舊制度君主之間持續的王朝戰爭的那些民族國家,現在變成歐洲人互相征戰的動力。過去被視爲國家和文明化財富基礎的經濟和科技,如今被用在戰爭目的,而且成爲歐洲自我毀滅的主要工具。歐洲文化和教會在戰爭宣傳當中被利用,使歐洲人陷於對抗其他歐洲人的狂熱當中,使得數百萬歐洲人在戰場上相互殺戮。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對許多歐洲人而言,即使沒有把它當成歐洲使命11世界文明化^的終結,也是個巨大的精神震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受到多方攻擊的啓蒙原則,在大戰期間更是完全失去其立場。從這種價値觀危機當中,形成一些對未來的動力,尤其是創造所謂「新人類」和「新社會」的非人道構想,如:在蘇聯是史達林時代非人的社會和經濟實驗,奪去數百萬人的生命;以及後來的國家社會主義,以種族屠殺和征服戰爭使歐洲步入一 一十世紀最大的災難。這個價値觀危機並未隨著一九四五年結束,它在一九四〇年代晚期和一九五〇年代慢慢消返,而成洲自我認識危機的基本背景。 然而歐洲社會改革論述卻也同時趨於激烈。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改革趨勢爲基礎,介於兩次大戰的這個時期成爲各層面發展新構想的溫室:不管是在城市計畫以及住宅政策、社會政策以及教育政策、健康和硏究政策、在國際關係以及在藝術上都有。然而這些構想在兩次大戰之間都只是停留在建議的階段,在一 一次大戰之後才透過改革政策眞正付諸實施。在對歐洲文明的批判當中,這些歐洲社會改革論述尙稱重要。另一個歐洲自我認識危機的背景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角色受到威脅,或至少是他們覺得受到威脅。

另一個使歐洲從世界政治中心沈沒的基本因素是內部的政治紛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已經顯示,歐洲無能以各強權的均勢政治,維持歐陸內在的和平,避免因戰爭而產生的自我毀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和平秩序難以掌控而且不穩定,並且是建立在無解或很難解決的民族和種族衝突上。奪去更多生命和造成更大物質損害的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更清楚顯示了歐洲人的無能,無法管理自己的內部事務。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歐洲分裂,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穩定歐洲關鍵字行銷秩序既不是由歐洲人構思出來的,同時也非歐洲人所能夠自行決定!.更加強了歐洲人失敗的感覺。 這個歐洲自我認識危機的背景還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經濟力和歐洲生活水準的衰返和停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工業化內陸歐洲許多歐洲人習以爲常的持續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不斷改善的經驗,對大部分歐洲國家而言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結束。多數大國經濟或整體歐洲的經濟效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都比戰前差,直到一九一 一〇年代後半才超過戰前水準,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部份國家幾乎又回到戰前水準,之後再度成長。然而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又降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許多人四十年來的經驗,大部分和戰爭有關,也就是政治導致的危機和兩次復甦期假象,影響歐洲人對經濟的評估。他們對歐洲經濟力的信賴長期不足,就算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經濟景氣當中也只是緩慢恢復他們的信心。對較好物質生活的未來信念多次被寧可回歸一九一四年前的戰前時期所取代。對歐洲整體的信賴也動搖,因爲至少沒有一個歐陸大國提出經濟蕭條的替代方案。只有小的歐洲國家,如:瑞士或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才有經濟復甦,然而他們實在太小,歐洲人無法在他們身上看到歐陸眞實的希望。海峽之隔的英國,雖然至少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沒有經歷沈重的戰後危機,對歐陸國家而言也不算模範,因爲它受惠於帝國的特質。周註:自從歐洲因爲美蘇兩大陣營而分裂以後,歐洲就出現了穩定的和平秩序〔在冷戰時期歐洲未曾爆發過戰爭,不像以前彼此經常打來打去〕,這個和平體系是兩大外來勢力造成的,非歐洲人如果不是美國在經濟生產力和生活水準上形成清楚的對比的話,那麼這種經濟失望必然不同。美國經濟雖然在一九一三到一九四五\四六年之間也遭受到seo危機,然而美國經濟的社會生產力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並沒有降低,而是幾乎比一九一三年提高三倍。美國現代的大眾費社會在歐洲危機期間仍然持續。

德國記者衛爾納於一九六二年時,致力於對美國社會的認識:「那些在愛丁堡或海德堡藉著天然酵素書籍,或近來經由士兵而評判美國人的人都會注意到,歐洲傳統對他們只有部份可行。當越洋而來的造訪者和他說話時,而沒有把手從口袋裡伸出來,或是脫下帽子,他會覺得驚訝〔…〕有些歐洲人最近因爲戰爭和受挫的自我意識,習慣將這種行爲當作輕視的表現。」相反地,衛爾納試著讓他的讀者進一步了解:「美國人有自己的形式。〔…〕我們感覺得到,他們曾經從歐洲接收了若干東西,但同時也注意到這種傳承已逐漸消返,而把位子讓給了他們自己新出現的形式。」德國神學教授提力克在他一九五六年的書裡,同樣訴求對美國進一步的認識:「然而値得注意的是:當我們試著瞭解這些生活完全不同的美國人之時,也學會瞭解自己。直到我們知道,在一個相對沒什麼歷史的國度裡的人如何生活,〔…〕就會注意到兩件事:第一,人也可以這樣生活。〔…〕第一 一,我們西方人帶著歷史以及繁衍的形式和偏見的負擔向下沈淪。」流亡期間居住美國多年的作家祖克麥爾,一九六二年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將美國藉著褒眨,歐洲而加以凸顯,對我而言是再離譜不過的事了 ,因爲我自己是個土生土長、徹頭徹尾的歐洲人。我今天要談到眞實面的這個國家美國並不比較好也沒有比較差,只是和我們的國家不同,然而我們不需要把美國當成我們的或其它力量的對立點。」歐洲自我認識危機的背景因素歐洲自我認識長久的危機和馬上就會談到的當時歐洲社會的情況,在不同條件下形成,如果缺少對當時歐洲社會的認識,將會造成解讀這個危機的困難。許多當時的新發展對這個歐洲歐洲在世界政治上的沈淪是這個危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回顧的歷史學家也許比當時的人清楚,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決定性的參與,和美國政府對戰後秩序的影響,對歐洲世界治權是明顯的轉折。美國明顯地成爲新的世界力量,它的介入對歐戰是決定性的,戰後重要的歐洲國家也向美國舉債。當然這個世界政治的轉折,在威爾森競選總統失利之後,因爲美國在辦公家具政策上的孤立主義而變得沒那麼清楚。然而參與有關歐洲社會論述者在兩次大戰之間就知道,美國再也不只是另一個有趣的、可學習的、値得一遊的工業國家,而是一個政治強權,歐洲人因它而發展出劣勢感。對大多數歐洲人而言,歐洲世界治權結束的最終封印乃是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它的結果完全取決於半歐洲或歐洲以外的盟軍,之後是美蘇兩國在世界政治上的超級強權競爭,此外還有殖民地解放戰爭,如:印度獨立象徵歐洲殖民帝國的瓦解、蘇伊士運河危機、阿爾及利亞和中南半島的獨立。

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則認爲,歐洲政治殘存優勢是中產階級和貴族官僚的紳士階級,他們和美國財閥統治的上層階級不同,他們能爲政治貢獻時間,致力於共同利益而非所宣稱的金錢。有些歐洲人認爲國家強力介入magnesium die casting是歐洲的特點,。關於這個論點的變化之一,也就是對歐洲社會和國家關係的論述,將會在後續討論。第三種與其相關的論點認爲,歐洲政治文化的優點在歐洲政治和世界觀全面的連結,。總之,這種將政治文化視爲歐洲優勢殘餘的信念也受到批評 。但整體而言是未對共同歐洲政治文化進行廣泛的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九六〇年代的這個歐洲危機感時期,特定的歐洲自我認識類型主導著有關歐洲的論述,這在前面已經述及:對歐洲受到歐洲以外或半歐洲的強權威脅而產生的憂慮,對美國經濟和文化優勢,以及蘇聯政治和軍事強權的憂心是這個時期的主要觀點。 這時期,歐洲自我認識主要受到威脅憂慮的影響,這種威脅憂慮不只包括對外來統治眞實的或想像的憂慮,而也是對歐洲文明特點頑強地、有時絕望地、間或因面對現實而黯淡的捍衛。歐周註:「半歐洲」指的是蘇聯,有些歐洲人甚至不把俄國看成是歐洲的一部分在這個時期的最後,因爲危機意識還產生其它兩種類型的歐洲自我認識,這同樣也在本書開始時就介紹過了 。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普世現代化的想法在歐洲人之間增強,這個想法是說歐洲人在這其中雖非先鋒,然而也有所參與。這種自我認識的產生植基於危機之上,其之所以形成,乃在於歐洲人接受並了解到歐洲世界統治已經結束,這種型態的自我認識同時也是脫離危機之道,因爲歐洲如此一來又再度成爲進步的一部份。此外,歐洲人產生一種新的,對其它社會和歐洲的不同之處的興趣,而這並非受威脅憂慮所影響,尤其是和美國比較,使得這種自我認識從一九五〇年代傳播開來。部份參與有關歐洲論述的人不將美國視爲具威脅性的霸權,而是看作一個他們試圖去了解並且學習的不同的社會。 這個方向的自我認識背後是前面提到過的異文化自我認識。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這種觀點日益增強。瑞士作家魯居蒙在他一九四七年的美國書中寫道:「我的目的不在評判而在描述,並且打開那些想橫渡大西洋的人的眼睛。」一九五九年,奧地利作家弗瑞德力克正從社會民主黨人變成民族保守派人士,在他的臭氧殺菌書中致力於對其它社會美國社會的認識:「長遠以來的歐洲文化觀點,或所謂的歐洲精緻生活風格,對其它大陸或一 一十世紀而言,根本不必然具有特殊的訴求或效力。〔…〕如果我們能達成,而我們也已發現了必備的寬容,不再將我們邊界以外的人按照我們希望的樣子評判,而是眞實的看著他們,那麼我們在保有我們對其它民族的經濟、政治和人性有興趣的同時〔…〕不必再經歷失望和失敗。

在我看過美國都市之後,我要說,由於我們的建築師和城市設計師先生們所說的『秩序』,『和諧的城市景象』和『一致的線條』等等,謀殺了各種原創性和個體性,創造了無聊,此外別無它物。這種對歐洲die casting文化優勢感的批評,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持續。一九四七年,瑞士作魯居蒙有技巧地問他美國讀者「美國人是否是野蠻人?」,而讀者回答:「是!如果文明化基本上由下列條件組成的話:培養品味、談論藝術和文學、能猜出好酒的年份、優雅地表達自己、保持並設定和他人的距離、諂媚或吹噓、永遠以舊習俗爲名爲自己開脫、對今日的不義一笑置成的話:成爲正直的人(也就是遵守諾言,保持自己乾淨的人)、持續教導自己、幫助鄰居和幫助自己的孩子有個比較好的生活。〔…〕如果認爲這兩種典型互相排斥,那將是種粗糙的想法。美國菁英也許更懂得如何彼此聯繫。一九七三年,作家曼訥特更爲激烈地反駁歐洲文化仍佔優勢的想法:「因此我堅決反對那些愚蠢的言論,尤其因爲這些言論和那可憎而偽善的吹噓連在一起,像是我們與這些人是全不同的,我們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我們擁有一個幾千年來建立起的文化。』我懇請每個人捫心自問,『我們哪裡有這個文化?』當然,文化是有,而我們也可以驕傲地看著它,然而它的承載者在哪裡?眞的可以稱我們爲具有文化的民族嗎?難道不是只有一小部份,而且越來越少部份的人參與其中?〔…〕我完全確信,美國有些什麼,也許不只是繼承先人所創的文化,他們所擁有的是成就文化的意志。法國作家和報紙編輯瑞維,一九七〇年同樣激動地批評歐洲人的文化優越感,他反駁「那種以爲歐洲人比美國人更有文化的幻想,從現在開始反轉,美國有著文化成長、知識的民主、基礎硏究以及應用硏究的增加,aluminum casting上的許多發展和前衛精神將攜手並進。〔…〕就像十九世紀的歐洲,在美國文化也會越來越普及到社會各階層,伴隨著增強的前衛創造精神。有些作者在這個歐洲自我意識的危機時期認爲,和美國相較的歐洲殘存優勢也可以在政治文化當中發現。然而這種看法還是比較少見的,因爲這段時間在民主和極權觀點之間的強烈對比,讓人很難產生明確的歐洲共同政治文化的想像。有些在一九一 一〇和三〇年代參與論述的反民主人士 ,試著把歐洲偉大的歷史性成就之一,也就是代議民主制度的發展,從歐洲歷史當中切割出去。他們稱之爲外來物和美國化的東西,並把含混不清的政治共同歸屬感宣傳成歐洲的獨特之處,主要就用它來和美國相抗衡 。

更尖銳的批評來自民族經濟學家和大學講師邦德,他因爲多次在美國進行教學而認識翻譯公司,一九一 一九年他表示:「美國化會造就一個美國單一文化嗎?〔…〕浮面的歐洲觀察者〔…〕對指出美國生活的單調不遺餘力,這種單調追隨著他們,他們在美國每到一處,就看到這種單調。〔…〕在歐洲,科技大學的講堂也鮮少掠過詩文聖山的微風。在歐洲科技、經濟和秩序也是講究合乎目的,美是無用的。」居住於奧地利和德國的愛沙尼亞哲學家凱塞齡,也同樣尖銳批評這種「歐洲沒那麼物質主義」的想法:「在戰後歐洲,生活眞正的基礎也是經濟的。只有統治的理想性和偏見使人們不願正視這點,在歐洲因此充斥著一種雖然壓抑,然而卻也更強烈的對物質的貪婪。伴隨著對物質主義不斷的批評,以唯心主義或隨便哪個標籤之名,斥責所有追求高生活水準的人,結果是不坦率和假正經,尤其是相互排斥、仇視、忌妒和相互批判到非常可怕的程度。這種現象最常出現在那些所謂唯心主義者的身上。」對歐洲文明的另一個最重要象徵城市,也是對歐洲批評的一點。英國作家喬治在法國和德國接受教育,一九二一年批評歐洲城市建築的沒落,而喜愛美國建築風格和美式高樓;「歐洲的建築死於一八六〇年〔…〕從那時起不再創新。〔…〕之後美國和鋼筋水泥來了,美國發現新材料的自然運用和高度。〔…〕在巴黎接受教育的美國建築師,手握超越的利器。美國人因此創造了現在的風格,而且是個偉大的風格。」擔任教授和藝術圖書館主任的德國藝術史學家格拉瑟,與法國作家和使節的莫朗(他的職業足跡遍及倫敦、羅馬、馬德里和亞洲)在一九三〇年代都喜愛在他們看來更漂亮的美式大都市生活2 。對德國保險業職員漢舍而言,歐洲人原本對美式城市建築混亂的美學驚訝,於一九一 一九年開始轉變成將美式都市視爲個性化和創造力的象徵:「初來乍到的『歐洲新鮮人』,第一個對都市產生的印象是『簡直可怕』。我在我的日記裡寫著:『各式房屋互相混雜,許多都蓋著醜陋的、爲因應火災而向外伸出的鐵梯,骯髒、劣質路磚;直角相切的街道都是筆直的,如果向街道兩頭看去都通往空虛,似乎要直接向天而去。長長的大道看不到盡頭,消失在迷濛的遠方。〔…〕在第一天像是被麻醉了 一般,被這個都市的沈重壓抑著,然後是開始感到驚訝,從驚訝變成驚奇雖然有些矛盾,而最後就像被迷住了 一般。〔…〕然而就是這種不受約束且自主的個性化,這種美式翻譯公證的一部份,這種毫無顧忌而逼人的行動精神,這種不顧一切、不管別人、不接受任何束縛的氣質,正是這個都市的獨特吸引力,就連抗拒它的人都會被攫住、被感染。

在美國當然有天賦異稟的音樂家、雕塑家和畫家,然而這些藝術家自己都將歐洲人當成典範。閱」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帶著更深的劣勢感,更急切地尋找舊歐洲的光芒餘暉。德國民族經濟學家撒林一九五三年寫道:「這的確是這個時期的特異之處,在內部和政治上如此脆弱的歐洲,卻因爲它的精神財產而同時支配這個世界,在東方以它的馬克斯主義,在西方則以它的網路行銷分析。閥」一九五七年法國作家布龍在美國發現他對優秀歐洲文化的熱愛,尤其是對藝術,而其實更是對歐洲的文明:「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就像華盛頓的國家藝廊,或是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那樣世界知名。我們在那裡和其它博物館裡待了好久,然而沒有一個地方像芝加哥博物館裡面的畫作一樣解放我們,喚醒新生命。『突破吧,歐洲的天才』在我的心裡吶喊,而我必須克制自己,才不至於眞的嘶喊出來。這種天才在那裡完全散發出來,它的力量和多變。發現精神、組織天賦、行動精神以及膽識在畫布上爆發出來,這種膽識我未曾體認到,相對於高樓建造者的膽識,從林布蘭登到畢卡索,他們突然讓我覺得獨創而理性。在這其中〔歐洲繪畫〕可看到人類心靈最細微的知識,對祕密、高貴情操、歡愉、身體奇妙的愉悅、花卉、絲緞的感覺,雷諾瓦畫中的孩童臉上顯現深沈的,鎭靜的,如此簡單,卻也充滿快樂的樣子,這是一種感覺我們仍自問何以如此一種我們在這個〔美洲〕大陸的人身上眞的沒有看到過的感覺。在這些大師巨作之前,我們小小的歐洲半島就像應許之地,也許也像無可取代的國度,而我們的歐洲空氣似乎是唯一能讓人持續呼吸的。」然而文化優勢殘餘在歐洲人之間仍有所爭議,一直都有些歐洲人將這種殘餘優勢視爲是歐洲的傲慢、是種幻覺。這種批評的背後,一方面表現出部分歐洲人在文化上的危機意識和劣勢感,同時也意味著另一部分歐洲人對文化的不同理解方式^後者是拿科學方面的成就,或者拿一般歐洲人的教育及文明化程度做爲主要衡量標準。一九一 一九年,一位德國保險公司職員漢舍寫道:「面對那些認爲美國對思想不感興趣,而且沒有貿協的荒誕主張,有個非常値得注意的事實。在親愛的神的廣闊國度裡,有哪個國家能夠幾乎完全只由私人自願捐款來支持文化活動?在美國,學校、大學、圖書館、科學機構、博物館、醫院、老人院、孤兒院、公園、運動場和遊戲廣場、游泳池、植物園和動物園、天文台和許許多多其它的,絕大部份都是以基金會和私人捐款運作,且不會捉襟見肘而是資金充裕。